《不夠知己》的汕尾陸豐人；溫源寧

麒麟山伯爵

溫源寧（1899年－1984年1月13日），原籍中國廣東汕尾陸豐，是英國劍橋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文學研究者、教師，英文作家，臺灣政治人物。
1920年代在北京文化界活動，1925年（26歲）就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多所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還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英文組主任等行政職務。時文化界盛傳溫“身兼三主任、五教授”（1931年2月7日胡適日記，胡適同時還寫了“他近年最時髦”）。1933年起在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教英國文學。
其學生有錢鐘書、梁遇春、曹禺、常風（作家、山西大學教授）、饒余威（臺大外文系首位主任，與錢、曹、常、饒是同班同學）、李健吾、張中行等。
溫源寧的代表作有英文人物隨筆集，《一知半解》（又譯作“不夠知己”、“不完全的了解”）。溫源寧是目前所知最早向國人介紹大詩人T.S.艾略特和著名小說家D.H.勞倫斯詩作的，其功不可沒。
溫源寧先生的民國人物小傳《不夠知己》由著名翻譯家江楓先生翻譯，岳麓書社出版�！恫粔蛑�己》的英文地道，譯文漂亮，可謂珠聯(lián)璧合；傳主們文采風流、學貫中西，做傳者思維敏銳、學識淵博，又可謂珠聯(lián)璧合�？上�，書中有不少排版和印刷的錯誤。這些錯誤猶如一個美麗花園里扔的幾塊亂石，雖然無傷大雅，卻也有礙觀瞻。一個最明顯的錯誤就是關于程錫庚先生的生年，原文、譯文明明白白地寫著：“程先生，1894年生”，而小傳前的說明文字卻寫成了1839年生，結果就成了程先生在100歲高齡的時候被槍殺，豈不是笑話！
有關溫源寧個人生平的材料在大陸特別稀少，只知道他早年就讀于英國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平大學女子師范學院，并和林語堂、吳經熊等人主編過英文月刊《天下》，影響頗大。此后，他就開始進入政界，當過幾任不太重要的官，任過臺灣駐希臘大使。在政界，溫源寧就不像在學界那樣游刃有余了，仕途上一直郁郁不得志，牢騷滿腹地退了休，最終老死臺灣。
《不夠知己》的43篇人物小傳先后發(fā)表于1934年的《中國評論周刊》（The China Critic Weekly），上海別發(fā)公司（Kelly & Walsh Ltd.）在次年出版發(fā)行了單行本，書名為Imperfect Understanding，收錄了17個人物的小傳。這個單行本曾被翻譯成《一知半解》出版�！吨袊�評論》是一家英文周刊，1928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1933年左右，溫源寧曾經擔任過該刊的編委。這些短文就是他在這個期間寫給《中國評論》Unedited Biographies（后改名為 Intimate Portraits）專欄文章。起先，這些小傳并沒有署作者名，直到后來專欄改名，每篇后才標有溫源寧的名字，再加上寫有作者姓名的單行本的發(fā)行，人們才知道，這43篇人物小傳出自溫源寧的手筆。岳麓書社出版的這個本子，收錄了所有的溫源寧寫的人物小傳，可以說是Imperfect Understanding的完整本子。
本書的各位傳主，除了幾個人物，如：辜鴻銘、劉鐵云、吳稚輝之外，十之八九都出生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這一時段內，到20世紀30年代，也就是溫源寧為他們寫小傳的時候，都處在年富力強的中年時期，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成了各自領域的翹楚，或是名滿天下的學者、詩人、作家，或是商界巨子或政界要人。胡適、丁文江、趙元任、顧維鈞、陳嘉庚、馮友蘭、吳宓、周作人、徐志摩……讀著這一個個響當當?shù)拿�字，誰還能說他們不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精英呢？
這些人受教育的過程遵循著那個時代的普遍模式：他們大多出生在商宦之家。富足的經濟條件、優(yōu)越的文化教養(yǎng)，使他們從小就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童年時代，因科舉取士的制度尚未廢除，所以讀書、參加科舉、入仕途是多數(shù)父母對孩子的最高期望。這些孩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入家塾接受中國傳統(tǒng)的四書五經教育。雖然，他們年紀尚幼，加之當時只講死記硬背、不求理解的教育方式，使他們未必能夠真正了解書中的微言大義，但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在他們幼小的心靈里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成了他們文化的根。
結束了相當于小學的教育之后，他們或是考入教會學校或是考入當時還不算特別普遍的官辦學校里進行中學階段的學習。這些學校基本上已經算是近代的新式學校了，尤其是教會學校，不再把中國的古代典籍列為主要的教授內容，而是開始介紹西方的科學與技術，同時也教授英語、法語、德語等語言類的課程。這樣“新與舊”、“中與西”并存的教授方式和教學內容就把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直接地擺在了這些年青學生的面前，那就是如何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問題。他們在這一時期對這一問題所做出的思考成了他們一生的學術理想和道德標準。茲舉一二例為證。
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在他的不同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回憶道：民國初年，有一個女子學校的校長告誡學生們說：“叫你們來上學，是要你們于舊規(guī)矩之外再學習一點新知識，并不是用新知識替代舊規(guī)矩，舊規(guī)矩還是要的”。這個校長就是馮友蘭的母親——吳清芝，她對馮友蘭的影響是終身的，她的這番有關“新知識，舊道德”的教誨是“馮友蘭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最初輪廓，也是其終身闡舊邦輔新命的歷史起點，當然，也就成為馮友蘭文化哲學的邏輯源頭�！�
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在回憶他1904年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時的情景說：“雖然新舊之爭仍在方興未艾，立憲與革命孰長孰短亦無定論，中國這時已經無可置疑地踏上了西化之路了。”但是，如何學習和接受西方的文明呢？在大量研讀了中國的四書五經、宋明哲學以及歷代中外偉人的傳記之后，蔣夢麟說：“每當發(fā)現(xiàn)對某些問題的中西見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時，我總有難以形容的喜悅。如果中西賢哲都持同一見解，那么照著做自然就不會錯了。當發(fā)現(xiàn)歧見時，就加以研究，設法找出其中的原因�！�…這種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結果是學到了如何在道理觀念中區(qū)別重要的與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和浮面的東西。從此以后，對于如何立身處世有了比較肯定、比較確切、也比較自信的見解，因為道德觀念是指導行為的準繩。”
1905年，科學制度廢除之后，留洋成了一種新風尚；隨著庚款留美的計劃開始實施，結束了中學教育、家庭條件允許的學生便乘著這股“留洋風”紛紛留洋海外，接受全面正規(guī)的西方教育。海外生活，無論是其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對這些受了千年文化傳統(tǒng)禁錮的年青人來說，就像一個色彩斑斕的萬花筒。在這里，這批留學青年猶如趕赴一場文化盛宴，食品豐盛而進餐的環(huán)境輕松自由：什么書都可以讀，什么事都可以想，什么學術流派都可以研習，什么樣的大師都可以追隨；他們所汲取的西方文化的營養(yǎng)或是用來滋養(yǎng)扎根于心靈深處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是用來建設中國社會。
1927－1937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十年，經歷了軍閥割據(jù)的中國終于迎來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收回了清皇朝喪失的部分權利：開放口岸的租界數(shù)目減少，海關稅、鹽稅以及郵政的收入也重新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南京政府通過嚴密控制金融界保持了財政的平衡。政府的財政基礎曾經一度非常不錯，這使她有能力重新顧及中國的文化建設。另外，南京政府有別于其他軍閥之處在于：她與商界的關系緊密，而且對西方影響采取開放的態(tài)度。她的大部分政府官員和工作人員與外國人有聯(lián)系，或是學成于海外。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無疑給海外留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展現(xiàn)自己才華的舞臺。他們生逢其時；這樣的時代造就了這樣的人才。
再回到《不夠知己》。在這本書中，溫源寧幾乎給每一位傳主都描繪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畫式的肖像。雖然漫畫與油畫、國畫等大手筆的作品相比，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卻由于其人物特征突出、詼諧幽默，更能給廣大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對陳通伯的刻畫：像一個大大的問號似的軀體，帶有兇猛的老虎退縮回洞里去的意味的笑，以及缺乏善意的緊盯著人的眼睛，活畫出了一個內心不怎么光明，目光與見識卻又無比銳利的評論家的形象。又如對周作人的描繪：“周先生，動作像一只老鼠那樣悄無聲息，說話的嗓音從不高于耳語，行走的姿勢幾乎像是老嫗，卻有一種孤芳自賞的氣概——是冷漠呢還是有禮貌的輕蔑？”還能找得出比此更傳神的描寫嗎？再來看看在當時中國文壇掀起一場筆墨風波的“吳宓篇”：“吳宓先生，舉世無雙，見過一次，永生難忘�！�…吳先生的相貌價值連城，怪異的像一幅漫畫。腦袋的形狀像一顆炸彈，也像炸彈一樣隨時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蒼白，頭發(fā)好像要披散下來，虧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須，還保持著一張臉面清晰的邊界，臉上多皺，顴骨高聳，兩頰下陷，盯著人看的眼睛像是兩粒燒紅了的煤球——這一切全都支撐在比常人長一半的脖頸上，瘦削的身體活像一根結實、梆硬的鋼條�！蹦切�慣于道德評價的人讀到這里，可能一邊腹誹溫源寧的為人，一邊撫掌稱嘆溫源寧的一支生花妙筆。這些漫畫式的描寫，可能和平常想象中的或者是常見的大師的威儀頗有些距離，但是卻讓人們了解到他們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面。他們學識淵博，才華出眾，但也同樣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這無形中也增添了他們的人格魅力。吳宓炸彈式的腦袋、陳通伯陰險的笑、周作人悄無聲息的步態(tài)，不僅成了這些名流人物的標志性肖像，也入得了文學中人物描寫的“無雙譜”。由此，你不能不佩服溫源寧敏銳的觀察力和高超的駕馭英語的能力。
人常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難知心�！边@對溫源寧來說一點都不適用，他不僅畫出了人物風貌，更深地，他“知”每一位傳主，無論是其品質，還是其修學；這種“知”，甚至于連某些傳主本人都未必能夠自察。溫源寧觀察人有點像是一個經驗老道的古董商研究古董，嚴格、挑剔、欣賞、評判，從衣著到相貌，從言談到舉止，每一個細節(jié)都逃不過那雙敏銳的眼睛；而到下判語的時候，他極其吝嗇，寥寥數(shù)語，就把一個人一生的執(zhí)著、一生的矛盾、一生的拼搏和盤托出。他在評判徐志摩時說：“徐志摩，一個孩子”�！澳鞘且粋�聰明伶俐的孩子的氣質和頭腦，這個孩子永遠也長不大，對周圍的一切懷有難以滿足的無窮好奇，不分辨是清醒還是夢幻中的世界，不懂得憎恨任何人，也不相信任何人真會不喜歡他�！�…志摩的生活也有煩惱：尖銳而且心酸，就像孩子的煩惱那樣，但是不會比朝露更加長久。他也常常使他的親朋好友遭受痛苦，但是這種痛苦造不成很大的傷害，因為他本心無意為害。就像小孩子會殺死小鳥，撕扯掉昆蟲的翅膀，志摩有時候也會對別人非常殘酷而并不自覺，完全是個容易沖動，天真無邪的孩子。志摩有時候會摔碎眼鏡、亂扔花朵、在多刺的灌木叢中喧嘩笑鬧，作為嬉戲人生的一部分�！薄耙粋�孩子”注解了徐志摩短暫的一生和童話式的生命結局。類似的判語，信手拈來就是：周作人，“鐵的優(yōu)雅”；馮玉祥，“一個半生不熟的人，單行軌的頭腦”；辜鴻銘，“一個天生叛逆，追求與眾不同，有思想的俗人”；……每一句判語，都是那樣凝練精準、恰到好處，了結了大多數(shù)人“心中有，筆下無”的煩惱。
溫源寧在評論馮友蘭時曾說：“也許是，風格即其人；也許，未必�！惫P者是相信前者的，因為自古就有“文如其人”的話；更何況，溫源寧自己就證實了此話不錯：他在用自己的那面鏡子照別人的時候，也照出了他自己。三十年代初，溫源寧給還在讀書的張中行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的確是英國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說難免帶有些須的嘲諷意味，是洋紳士。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潔而考究的西服，年歲雖然不很大，但因為態(tài)度嚴肅而顯得成熟老練。永遠用英語講話，語調頓挫而典雅，說是上層味也許還不夠，是帶有點古典味。”另據(jù)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回憶：“（溫源寧）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留學生，回上海之后，裝出的模樣，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他穿的是英國紳士的西裝，手持拐杖，吃英國式的下午茶，講英語時學劍橋式的結結巴巴的腔調，好像要找到恰到好處的字眼才可發(fā)言”。溫源寧英語之好幾乎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據(jù)說，在劍橋讀書的時候，他和同窗好友徐志摩是劍橋文學圈子里的常客。他們的英語受到劍橋名流的贊賞，說他們的英文造詣就連一些英國教授都難以望其項背。他寫的這些人物小傳，具有了英國散文大家的風格。評論各色人物，由表及里，一針見血；嚴正的意思常以幽默的筆調出之，嘲諷之中又不失公平；遣詞達意簡練精準，力求典雅。書中對歐洲文學、哲學、歷史人物及其明言警句的引用，貼切自然，不見斧鑿。這都源自于溫源寧良好的教養(yǎng)和淵博的學識。
末了，借助于他人的回憶和一張模糊的照片，也給溫源寧先生畫一幅肖像。溫源寧先生——一個被英國文化脫胎換骨了的中國學者。一身考究的英國紳士西裝，擦得烏黑發(fā)亮的拐杖從不離手。大大的腦袋像一個分類完好的書架，整整齊齊、清清楚楚地碼著太陽底下各種門類的知識。嘴角邊掛著一絲淡淡的略帶譏誚的笑，眼睛里閃爍著研判和挑剔的光。在這雙眼睛的注視下，和他接觸的人可得小心點，稍不留意，就可能被它抓住，成為嘲笑和譏諷的把柄。

張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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