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棘路上的一對革命夫妻

戴鏡兵

荊棘路上的一對革命夫妻

作者：黃振雄

（一）

我父親叫黃貢，母親叫林月拋。他(她)倆是1929年間結(jié)婚的，當年父親19歲，母親16歲。

1929年春節(jié)前，父親從紅二師回到家鄉(xiāng)赤山大池村。父親說他們部隊彈盡糧絕，處境十分艱難，上級指示外地籍貫指戰(zhàn)員化整為零由組織掩護撤離，海陸豐籍的戰(zhàn)士就地隱蔽待命。

祖父母看到我父親安然回家喜極而泣，可驚喜過后便陷入惶恐之中。因為自從1928年3月5日我的家鄉(xiāng)被國民黨屠殺了140多人以后，仍不時有農(nóng)會干部、赤衛(wèi)隊員被捕犧牲。一個月前，擔任村農(nóng)會長的三伯黃媽歲剛被國民黨殺害，此時的赤山約儼然人間地獄。我的父親在這個時候回到赤山怎不令家人憂心如焚？祖父自己沒有生育，這唯一的兒子是他弟弟過繼的。祖父深知兒子性格剛強，喜打抱不平，十六歲那年就參加了農(nóng)民自衛(wèi)軍。而今他從紅軍回來，更恐惹出是非，危及生命。老倆口日夜難眠，想來想去決定托人說媒，讓我父親娶妻生子。于是父親回家半年就和我母親結(jié)婚了。

母親是個苦命人。她出生當天就被外公叫乞丐抱走，說將她送人或丟棄都可。乞丐抱著女嬰在村后河邊躊躇時，恰遇可塘新厝村一婦人走親戚路過，這婦人想起鄰居不久前生女夭折，便叫乞丐和她一起將女嬰抱到新厝村這戶姓林的人家，于是我媽才活了下來，林家因此給她取名“月拋”。

母親生性善良豁達勤勞，上山割草、下地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她的到來給貧窮的家?guī)�來了活力生機，更給祖父母帶來了希望。她和我父親倆人都是苦孩子出身，一樣的苦難經(jīng)歷讓他（她）倆有了共同語言。父親向她講述彭湃在1922年的一個夏晚到我們村里的曬谷町宣傳農(nóng)民組織農(nóng)會的故事；講他在部隊和戰(zhàn)友們相互友愛、共同戰(zhàn)斗的故事。父親告訴母親，我們窮人家子弟只能跟著共產(chǎn)黨才有出路。

就在母親過門剛二個月時，父親得知紅四十九團在朝面山組建，便打算離家歸隊。祖父母雖極力阻撓，但拗不過執(zhí)意要走的父親。父親毅然告別家人重返部隊，成了工農(nóng)紅軍第六軍第十七師四十九團的戰(zhàn)士。

父親曾告訴母親，1928年部隊在攻打惠來縣城的戰(zhàn)斗中，他被手榴彈炸昏過去，直至戰(zhàn)友打掃戰(zhàn)場時才被發(fā)現(xiàn)救回。父親返回部隊后，母親每當想起此事，便十分驚悸。1931年底，父親回家鄉(xiāng)探望重病的祖父，不久祖父就撒手而去，家中只留下我母親與祖母二人相依為命。

1933年春父親又回來了，這次他是歷經(jīng)九死一生才回到家鄉(xiāng)的。紅四十九團在1930年4月時曾發(fā)展到1200多人，血戰(zhàn)三年后僅剩60余人，父親得以生還，真是個奇跡。

1958年，父親調(diào)往南嶺附近的莊田礦區(qū)工作，每逢他帶我們走過當年戰(zhàn)斗的地方時，總會說起昔日的往事。這時平素沉默寡言的父親會突然變得神情亢奮，滔滔不絕。

從高潭到南嶺一帶的山村有很多地主建的碉樓。上世紀60年代時這些碉樓仍在。過去南嶺地區(qū)的地主武裝自恃勢力強大，憑借堅固的碉樓與紅軍為敵，襲擊蘇區(qū)根據(jù)地，殘殺農(nóng)會干部。所以紅軍不但要粉碎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圍剿堵殺，還常與這些地主武裝發(fā)生戰(zhàn)斗。父親是營部通信員，經(jīng)常跟隨營長執(zhí)行任務�？上�我那時年齡尚小，父親告訴我的很多內(nèi)容已記不清。唯有一件事讓我難以忘卻，那年我已十一歲，有一次隨父親翻越烏禽嶂，臨近頂峰時他突然站住，遙指著一處較平坦的山坡說：“那場仗我們部隊犧牲太多人了，死傷的戰(zhàn)友躺滿了整個山坡�！�

據(jù)史料記載：1932年3月開始，國民黨反動派對海陸豐根據(jù)地推行“進剿”“清剿”“屯剿”的三剿政策，并聯(lián)合地方反動勢力對根據(jù)地“強迫散寨”“集體移民”，在海陸紫、陸惠地區(qū)構(gòu)筑封鎖線。我軍在巨大的困難面前，英勇斗爭，主動打擊敵人。為擺脫困境，紅四十九團于同年11月開赴五華準備與四十七團會合，然后轉(zhuǎn)移江西和中央紅軍會師。轉(zhuǎn)移路上，危機四伏，前有阻擊后有追兵。1933年2月紅四十九團在途經(jīng)紫金烏禽嶂時受到敵軍三個團的圍堵。這時我軍兵力僅有300多人，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極為懸殊。

父親告訴我，面對強敵，部隊被迫據(jù)險阻擊，戰(zhàn)斗打得異常慘烈，每次打退敵人進攻，都有不少戰(zhàn)友倒下。激戰(zhàn)數(shù)日后，很多戰(zhàn)友犧牲了。戰(zhàn)斗已經(jīng)白熱化，有的戰(zhàn)友在肉搏時，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瀕臨彈盡糧絕之時，部隊決定突圍返回海豐。山高路險，不可能將傷員一并撤走，指揮員命令一位副營長和我父親倆人將傷員撤至較平坦隱蔽的地方掩藏。可多數(shù)傷員堅決拒絕離開主陣地，大家知道境況險惡，已經(jīng)沒有生還的可能，紛紛要求不必顧及他們。他們誓死不當俘虜，要與敵人血戰(zhàn)到底。副營長和我父親只得將重傷員強行逐個背到半山坡妥當安置。陣地上槍聲不斷，他們倆人來不及與負傷的戰(zhàn)友話別，又返回陣地搶救傷員。敵人最后一次進攻被擊退的時候，黃昏已濃，一抹血紅的殘陽映在硝煙彌漫的烏禽嶂上，四十九團的戰(zhàn)旗在殘陽和寒風中獵獵飄揚，悲愴又悲壯。幾十位尚存的紅軍戰(zhàn)士無不渾身血跡，敵我雙方尸體遍地橫陳。這時，彭桂團長高聲對大家說：“我們的失敗是暫時的，革命高潮一定會重新到來！我們現(xiàn)在開始分散突圍回海豐，只要活著我們就再在一起戰(zhàn)斗！”臨行時，戰(zhàn)友們深知此一去也許生離死別，陰陽兩隔只待來生，互道珍重后，就三三倆倆消失于夜色籠罩著的莽莽群山中。

父親說到這里，聲音已然嘶啞。他站在原地沉默良久，濕潤的眼睛凝望著遠方。父親的性格一向沉默寡言，加上多年從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養(yǎng)成的職業(yè)習慣，喜怒從不形于色，所以這次父親的異常情感深深震感了我。半個世紀過去了，這種震撼至今還在。

父親說，突圍當天部隊犧牲的人員最多。如果那天他的任務不是安置傷員的話，也可能戰(zhàn)死了。1958年初。父親主動到鳥禽嶂鄰近的紫金縣莊田礦區(qū)工作。期間父親經(jīng)常帶我們探訪一位莊田圩里的裁縫師傅。據(jù)說這位師傅是紅軍傷員，后來被收留他養(yǎng)傷的人家招為上門女婿。父親的另一位朋友是鄰村的獵人，父親調(diào)離莊田時，他還送了一只白毛獵犬給我們家。父親與他們聊天時，話題總離不開“烏禽嶂”“伯公坳”“紅軍傷員”等。直到我長大后，才慢慢悟出了父親為什么執(zhí)意從海豐調(diào)到紫金莊田工作的原因：他在深深懷念著當年戰(zhàn)死在這里的戰(zhàn)友，特別是那些傷員，他們在生命最后的時刻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哪怕是只言片語。他們已死去，而我卻活下來。自責和懷念成為伴隨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情結(jié)。

父親自從1926年跟隨彭湃鬧革命后，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但烏禽嶂戰(zhàn)斗卻最令他刻骨銘心。當年他手指顫抖指著那片山坡時的情景，他那巨大的沉默和悲慟，讓我們父子之間有了某種精神上的貫通。

那些倒在血泊中長眠于此的父親的戰(zhàn)友們，他們默默地躺著，就像默默地活著一樣�？柿�，就掬一捧山澗水；餓了，就啃一塊山中月，就像當年的艱苦歲月一樣。我只想對父親說，只要還有一個活著的人沒有忘記他們，那些為新中國捐軀的士兵就還活著。

（二）

1935年5月曾任四十九團連黨代表和原海陸惠紫特委交通處主任的藍訓材同志回到海豐，首先來赤山以教書為掩護，秘密聯(lián)絡早期參加革命的同志進行地下活動。他和我父親是紅四十九團的戰(zhàn)友，于是我父親又找到了組織，回到黨的懷抱。

1938年8月海陸豐中心縣委書記鄭重同志任命我父親為赤山地下交通情報站站長，交通站設在我家祖屋。交通員是顏漢、張搬、金全、郭大治、呂指珍等。從此我們家成為黨的地下交通站，我的大兄黃協(xié)、二兄黃腦亦先后成為交通站的一員，父親將我們?nèi)�家�(guī)�上了革命道路，我的一家與交通站的同志們共同經(jīng)歷了生與死的考驗。

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國民黨暴露其反共面目，開始進攻解放區(qū)。1945年11月國民黨154師撲向海豐，進攻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東縱六支隊。赤山是我黨活動最活躍的地方，成了國民黨重點打擊的地區(qū)。大池村位于縣城東郊三里處，交通站離敵人的大本營近在咫尺，經(jīng)常有敵人前來騷擾。

1945年12月22日，六支隊有三位同志到赤山交通站，在村口處與敵遭遇。突圍中一姓杜的同志不幸中彈犧牲，另兩位同志在交通站尤其是交通員黃方義一家和鄉(xiāng)親們的全力掩護下，幾經(jīng)周折終得脫險。當天父親在陶河鄉(xiāng)河口村開會也受到154師的襲擊。他次日凌晨回到村里看到犧牲同志的尸體被匪兵吊在村東頭樹上，立即請我四伯黃媽盛到海城買來棺木將其安葬。從此每年清明母親都去烈士墓前祭拜，直至解放后其家人將烈士骨骸遷回陸豐家鄉(xiāng)安葬。

進入1946年以后形勢日益嚴峻。一天，安東村一位交通員急匆匆到我家，將一支駁殼槍遞給我母親，要我母親藏起來。母親剛將槍藏在廚房灶下的柴草筐里，154師的匪兵就到我們村里搜查了。母親恐怕槍被搜查出來，禍及門樓族人，危急之際叫我大兄將槍送到下圍村堡壘戶卓幼家。我大兄當年12歲，個子不高。他將駁殼槍用破衫罩著夾在胳膊下，奔出門樓時剛巧與匪兵迎面相遇，那匪兵見他是個孩子沒有留意，彼此間擦身而過。我大兄溜出大門后趕忙從池邊跑到下圍村，將槍交給卓幼母親藏起來。后來卓幼的妹妹與我大兄結(jié)為夫妻，經(jīng)常提起此事。母親為交通站送情報、藏彈藥槍支、接待往來同志，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

1946年6月，黨決定東縱北撤山東，而留在海豐堅持斗爭的同志大部分撤往香港。這時黨組織安排我父母并帶二位年幼的兄長一起撤離。到港后父親參與組建海流社，負責籌集資金和接待撤港的同志，母親在接待站里為同志們洗衣做飯，負責后勤工作。

1947年1月，父親跟隨藍訓材同志返回海豐組建海陸豐人民自衛(wèi)隊，我們一家也跟著回到赤山。同年9月，父親被任命為海陸豐人民自衛(wèi)隊（后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五團、六團）情報和交通總站負責人�？傉局啡栽O在我家，代號：大渡河。下設二十多個分站，四十多位交通員，分布在海陸惠三縣。父親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母親必須負責總站的后勤工作。來往的同志安排在池坣、下圍、高樓、山頭等村的堡壘戶住宿。她像慈母般地細心照顧年小的交通員們，為他們縫縫補補洗衣做飯，給在險惡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里出生入死的孩子們以莫大的溫暖和安慰。很多小交通員如余訓、吳英、許火星，顏昭榮等同志都認我母親為義母。我父親在堂兄弟里面排行第八，村里人稱我母親為“八嬸”，隊伍上的同志也尊稱我母親“八嬸”。

1968年二兄結(jié)婚時，母親告訴二嫂她丈夫為什么叫黃腦的原因。二兄是1939年出生的，那時家中缺糧，二兄整日為吃不飽飯哭鬧。組織上在我家存有糧食，是為來往的同志和交通員準備的。母親不肯動用這些糧食給二兄充饑，每逢二兄看到同志們吃完飯走后，便嚎啕大哭、吵鬧不休。堂叔嬸們嬉說：“這個孩子太會惱啦，就叫亞腦吧”。（海豐人稱哭鬧為“惱”）叫久了就成為我二兄黃腦的名字。母親說這事時我們笑她太死板，她說：“公家的糧食，怎么能給自己的兒子吃呢？”
1980年7月間省民政廳副廳長劉志遠同志到海豐，得知老戰(zhàn)友的兒子黃腦在海城工作，特地到家探望，座談時還說起此事。

解放后，父親工作崗位頻繁變動，與子女聚少離多，很少對我們說交通站的故事。有次我偶然看到父親在筆記本上寫著“自己有軍閥作風”，不知所然，后來問我大兄才知道原委：
1948年的一天，我父親帶領三個交通員運送機密文件和軍需物資到高潭。路經(jīng)高潭嶺時，遇到趕圩回來的農(nóng)民說有很多國民黨兵到高潭，父親聽后命令一交通員先到圩內(nèi)探明情況，他們留在嶺下等候。那位交通員去后返回報告說沒有看到敵人，父親聽后不放心，決定自己再去偵察，讓他們?nèi)�人原地看護物資。當他走進高潭圩時，發(fā)現(xiàn)街上行人稀少，一隊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兵迎面而來。以前的高潭圩只有一條百米多長的大街，沒有橫巷。父親身上有槍，如若盤查搜身必然露餡。他趕忙閃入街邊鋪內(nèi)，翻過后墻飛身而去。脫險后與三人匯合時，想起剛才若貿(mào)然運送物資進入高潭，后果不堪設想，生氣地扇了先前探路的交通員一個耳光。后來他多次為此事做檢討，說犯了軍閥作風的錯誤。從這件事中，我們知道父親憑他的機智勇敢又一次與死神擦身而過。父親經(jīng)歷過長期革命斗爭的錘煉，在險惡面前臨危不懼，機敏過人，使他一次次地化險為夷。

1948年11月，有一女叛徒在海城龍津橋上指認地下黨同志�？h委書記、支隊長藍訓材同志獲知后，立即指示副總站長余曉同志將我母親及家人撤往蓮花山埔仔洞。自此交通總站便隨部隊一起活動，直至1949年11月1日海豐解放，我們?nèi)�家亦隨大軍入城。

赤山交通站歷經(jīng)十一年沒有暴露，多次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父親沒有辜負黨對他的信任，家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鼎力支持功不可沒，這段歷史亦成為母親一輩子的驕傲。

（三）

1949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五團交通總站改編為海豐縣人民政府通訊總站，所有人員由供給制轉(zhuǎn)為工資制。這個時候，作為總站長的父親沒有安排我母親的工作，讓她回家照看孩子，成為家庭婦女。母親育有五子一女，都是共產(chǎn)黨員。我有二位兄長從少年時起就跟隨父親參加革命，成為離休干部。唯獨母親在勝利的時候黯然退出，著實讓人遺憾。

母親經(jīng)歷過革命斗爭的鍛煉，看似柔弱的她實則膽大堅強。1960年春父親在紫金縣莊田礦區(qū)工作期間患病，母親陪他到海豐彭湃醫(yī)院手術治療。病情穩(wěn)定后，母親不放心家中子女，只身返回莊田礦區(qū)。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公路只能通至高潭，從高潭再往南嶺莊田等地都必須徒步，一路荒山野嶺少有人煙。所以我們從海城到莊田都須在高潭留宿，次日再走一日的路程。但母親歸家心切，那天下午班車到達高潭后，她竟然孤身走夜路回莊田。春寒料峭，山間小道崎嶇難行，路兩邊時而峭壁深澗，時而怪石嶙峋，尤其是伯公爺嶺上下幾公里，常有毒蛇野獸出沒，白天行走都很瘆人。我母親一人趁著夜色翻越高山峻嶺，路上跌跌撞撞半夜方才到家。每當想起那晚母親渾身塵土在屋后敲窗呼喊我們開門的情景，母愛的暖流就在我的胸間激蕩。

父親在1961年調(diào)回海豐縣石油煤建公司工作以后，我們?nèi)�家除二兄在部隊外總算團聚了。這段時間應是父母最幸福的時光。父親的戰(zhàn)友常到家中聚會，如余曉、陳世陽、陳慶明、丘池等同志。母親跟他們都很熟悉，也湊在一起聊以前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或老同志們的趣事。那時丘池同志正處人生低谷，父親多次囑咐我大兄黃協(xié)（他那時任汕尾鎮(zhèn)委副書記）要關心幫助丘池同志。從父母與戰(zhàn)友們的親密交談中，我記住了很多老同志的名字。后來我在老同志的回憶錄中看到這些熟悉的名字時倍感親切，同時也喚起了我對少年時代的很多美好回憶。

1997年我二兄兒子結(jié)婚時，解放初期擔任海豐首任縣長的劉夏帆同志不顧八十高齡，從廣州專程返回海豐參加婚禮。他見面就說“你們父親是我的老戰(zhàn)友，今日他的孫子結(jié)婚，我一定要來”。前輩在戰(zhàn)火中凝結(jié)的情誼，讓我們后人深受感動。

父親是1964年6月4日因病去世的，享年54歲。英年早逝與他長期在礦山忘我工作是有關系的。父親彌留之際，母親問他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搖了搖頭表示沒有。父親的追悼會很隆重，縣委組織部長姚立明主持追悼會，海豐縣委、縣政府、赤山駐軍都送來了花圈。家鄉(xiāng)父老組織各村代表和赤山小學師生步行數(shù)里到海城老車頭迎接靈車。老紅軍戰(zhàn)士林進、陳世陽亦代表老同志在海城人民禮堂門口接靈，并護送靈車到我的家鄉(xiāng)赤山。

父親離開我們兩年后，不堪回首的十年動亂開始了。期間我大兄多次遭到拘禁，我和弟妹三人按月發(fā)放的撫養(yǎng)費被凍結(jié)了，母親帶著尚未成人的弟妹和身有殘疾的侄兒居無定所四處漂泊。這時，我們又看到了母親超常的堅韌，她默默地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每到一處總會養(yǎng)著一頭豬，以補貼家用。1968年10月，我下鄉(xiāng)告別母親時，她從口袋里掏出一元錢給我，我心里明白母親囊中羞澀。那段時間，我們經(jīng)常靠“動姜鹽”打發(fā)日子。這時，很多老同志和交通員們常來看望我母親。如陳世陽夫婦、王堅、王如、余訓、吳英、黃仁、唐華孫、許火星、李詩京等同志。彭湃醫(yī)院許溪院長、原邊縱五團衛(wèi)生員吳惠玲同志常到家中為我母親看病打針。他們讓我母親感受到革命戰(zhàn)爭年代那種戰(zhàn)友同志之間的溫暖 。

1972年10月24日，患有高血壓病的母親離開了我們，享年59歲。她沒能熬到撥亂反正的時候，與父親在天堂上永遠相伴了。我們總感到父親虧欠母親太多，可母親在世時從不這樣認為。父親是她的驕傲，父親讓母親的人生綻放出絢麗的光彩。

多年后，我在海豐縣黨史研究室編的《海陸怒潮》《中國共產(chǎn)黨海豐大事記》《中國共產(chǎn)黨海豐組織史資料》等書中清晰地找到了父親的人生軌跡。2019年10月，我父親的生平事跡被海豐縣黨史研究室編入《海陸英雄》一書。歷史證明，父親人生道路的選擇是正確的，否則一個沒有文化的農(nóng)家苦孩子不可能英名留世。

父母一生清廉，雖然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遺產(chǎn)，但是，父母在荊棘路上的前進足跡，給我們后人留下的精神財富是永恒無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