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文10萬+可等同于學術論文”,是對浙大新規(guī)(《浙江大學優(yōu)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實施辦法(試行)》)的常見概括,也是一些人不滿的原因所在:浙大開創(chuàng)了一個“刷流量”評職稱的新時代,研究學術要耐得住寂寞,要沉下心來做學問,追求10萬+是媚俗,會讓高校變得浮躁。
這種觀點就太過迂腐了。對于學者是否應該在公共媒體上多發(fā)聲,中外學界早有共識——應該。這不僅是因知識分子應該胸懷天下,傳播真理,還因為科學研究有時是很“奢侈”的——“花納稅人的錢,滿足自己的興趣”,從這個角度看,學者更有義務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公眾。
據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候選人方可成介紹,在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知識分子們也意識到自己離民眾太遠了,應該更深入地參與到公共生活當中去。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在呼吁:逐漸探索一種將公共媒體上的發(fā)表、公共事務的參與納入學術界考評體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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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8 10:31 上傳
英國脫歐這一黑天鵝事件,讓很多學者更主動的參與到公共事務中
學者如何能更好的影響公眾?當然是通過網絡。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網絡傳播的時效性更強,大批的學者和科研機構也更愿意通過“兩微一端”等新媒體方式首發(fā)和傳播學術思想。很多網絡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力遠遠超過核心期刊。
不過,無論是寫文章還是做其他形式的科普,都需要學者們花時間完成,將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網絡作品算成學術成就,是對學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合理補償”和鼓勵,這也是浙大新規(guī)的意義所在。
以美國天文學家和科普作家卡爾·薩根為例,他不僅擁有很高的學術成就,還出版過大量的科普作品,他主持的《宇宙》系列電視節(jié)目曾在全世界引起熱烈反響,著作《伊甸園的飛龍》還曾榮譽普利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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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卡爾·薩根卻受到了科學同行明里暗里的排擠和恥笑,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學術機遇:20世紀60年代,他沒能得到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90年代,他申請美國科學院院士又被拒之門外,排擠他的理由也看似很“合理”,“他花在科普上的時間比研究還多”。
日益增長的公眾知名度,卻讓科學家本人在學術圈內被孤立的現(xiàn)象,還有了一個名字——“薩根效應”。
當然,我們可以在事后為愿意做科普的學者一些榮譽(卡爾·薩根逝世后,美國天文學會行星科學分會設立了“卡爾·薩根獎”以示紀念),但這些“敢為不易之事”,且讓公眾獲益的學者,難道不應在生前就取得更高的學術地位嗎?
但回到現(xiàn)實,浙大新規(guī)也確有不少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