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與《屈原列傳》

劉楊

屈原，戰(zhàn)國末期楚國人，杰出的政治家和愛國詩人。在政治上他推崇“美政”，即圣君賢相的政治，認為只有圣君賢相才能把國家治理好，有強烈的憂國憂民，忠君致治的思想。屈原“美政”的另一體現(xiàn)是民本思想。這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很清晰的表述，如“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所謂圣君賢相，所謂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決民生疾苦問題，能否致民于康樂之境。他明知盡忠的為患，但不忍舍棄自己的政治理想，很好地表現(xiàn)了屈原堅持“美政”、至死不渝的高尚節(jié)操，抒發(fā)了詩人憂國憂民、獻身理想的愛國情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保ǚ�譯）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歡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會后悔。（評析）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堅貞不屈。真可說是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無恥小人對他的惡毒誣蔑，下決心絕對不和他們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鷙鳥，孤傲、矯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變，也無法改變，這就像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一樣。他從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半m九死其猶未悔”和同出自于《離騷》的“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詩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離騷》中作者常以“香草”“美人”來比喻自己、賢士和君王，并表達政治理想，這是《離騷》的一大藝術特色，這種方法也叫“移情法”即不直接說出自己想說的話，而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這種方法在古典詩詞中廣泛運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時代，借用“移情”，可言難言之語，可抒難抒之情。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指九天以為正兮，夫維靈修之故也”——忠君報國，雖死不悔。“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堅持真理，永不言棄。這些感天動地的詩句，令我們感受到詩人高貴的品質(zhì)，寧死不屈的精神。正如司馬遷所贊：“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從此，一種永世不曾泯滅的信念——對真理的信仰和對理想的追求,一種千古不變的情愫——對祖國的熱愛和對鄉(xiāng)土的依戀，深探注入到中華文化中來，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光輝傳統(tǒng)。

屈原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智者，一位才華出眾而識見過人的智者。問題在于，世間智者頗多，而如何使用才智，則是個人的悲劇與否的關鍵。在屈原與漁父問答中，漁父明確地勸他：“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如果將這段問答視為后人懷念屈原時虛構(gòu)的話，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召喚屈原如何使用自己才智的另一種聲音。屈原如果順從了這種聲音，他至少不會遭遇被流放而自沉江水的悲劇，亦不失為“明智”的選擇。但是，屈原堅守自己的心靈操守，就只能走向悲劇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屈原列傳》中，在歷史上的許多現(xiàn)實的場合，真正的智者與忠者，力量總是那么孤弱；將心智用于謀私，用于邪惡的人又是那樣之多。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而“爭寵”；靳尚、鄭袖為了私利而賣國；而懷王又昏憒無能，任由奸佞害忠。這是人性的丑陋，這更是社會機制對人性丑陋的縱容。于是乎，君將不君，國亦不國，超越于任何個人悲劇的國家悲劇亦勢所難免地發(fā)生了。這便是司馬遷從人的靈魂深處，從人間關系之中所揭示的屈原悲劇的最深刻之處，亦是屈原悲劇最有價值的地方。

每讀《史記•屈原列傳》，我的腦海中就會交替映現(xiàn)出兩幅遙遠而清晰的畫面：一幅是，被放逐于江湘之間的屈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邊踽踽獨行，一邊悲切吟唱。這就是后人所謂的“屈子行吟圖”，是屈原作為詩人的永恒雕像。一幅是，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后，年方二十的司馬遷“南游江淮”，來到屈原自沉的汨羅江畔，臨流憑吊，噓唏垂涕。

理解這兩幅充滿濃郁的悲劇氣息的畫面的關聯(lián)，我們完全可以把他們看作是一位悲劇詩人和一位悲劇詩人式的史學家的靈魂穿越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在汨羅江畔，在司馬遷幽禁的囚室中進行的一次對話；看作是司馬遷對屈原的詩人之心的深刻解讀。正因為如此，這篇《屈原列傳》便不僅是對屈原生平事跡的簡要記載，而且是對屈原的詩人之心的“真實”記錄。

《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作為詩人的屈原，就是司馬遷心中的“倜儻非常之人”。所以，司馬遷為屈原而“悲其志”，為屈原而臨淵流涕，并采用屈原《涉江》詩中“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的句意，亦為屈原下一斷語：“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意即由于屈原有著異常高潔的人品，所以才引用了許多美人香草來作比喻。

《屈原列傳》最后兩部分通過屈原同漁父的比喻性對話，讓屈原將自己以死保節(jié)的決心作了最終的表白，在那“舉世混濁”、“眾人皆醉”的惡劣環(huán)境中，唯獨屈原保持了“清醒”的政治頭腦，“清白”的品德節(jié)操使他“寧赴常流”“葬身魚腹”決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決不“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溫蠖”。這種潔身自好的高尚節(jié)操和寧折不彎的斗爭精神，表現(xiàn)了他對理想和正義的執(zhí)著追求，對卑劣、腐朽的切齒痛恨。屈原的死，是對邪惡勢力的強烈控訴，也是對渾渾噩噩的人們的呼喚和激勵。

受腐刑后的司馬遷并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他想到：周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遭放逐，遂作《離騷》；左丘雙目失明，竟著《國語》；孫子遭臏刑，仍著《兵法》……他痛定思痛，以這些人物的精神鼓勵自己，仍發(fā)憤著述《史記》。終于在漢武帝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幾乎用畢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記》這部空前的歷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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