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記得作家劉亮程說過一句話:我喜歡在一個地方長久地生活下去。這種近乎癡迷的眷戀,曾幾何時也會讓我想起詩人艾青的那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時至今日,我似乎還未曾有過一輩子不挪地生活于某處的沖動和依戀,除了我的出生地、成長地,我沒有“第二故鄉(xiāng)”的概念;我總覺得一旦有此臆想,未必是一件好事,如同儔侶一般,有生之年也許你可以明戀、暗戀若干個,但真正合法地與你同床共枕的無非一個。故鄉(xiāng)是唯一的,不管時空如何轉換,這種唯一將與生俱來,也將至死不渝,其余的皆為贅疣。
基于此,哪怕我求學兼生活于廣州已愈十個年頭,“廣州”于我心頭仍舊僅為一座城市的邑名,沒有過多的感情色彩,有的僅是暫居之所的情愫。“浮家泛宅在他鄉(xiāng),難得會瓜葛”;詞人程大昌的寥寥數(shù)字,像一把鋒利而無形的匕首,一擊即中我的靈魂,因為他鄉(xiāng)的飄蕩和羈旅,在個人情感上會讓我對這座城市敬而遠之,即使有瓜葛,那也是勉為其難罷了。單從此情而論,縱使現(xiàn)今我不居于穗,遷徙另城他鎮(zhèn),多數(shù)亦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爾耳。這是否涉及歸宿感的問題,自是見仁見智,但從某種角度而言,我是個可悲可憐之人,甚或是一尷尬之人。
中國人向來重視籍貫,在古代,籍貫一般指五代以內祖先的出生地;如今的戶籍制度,基本上指三代以內直系長輩的出生地,過了三代便可改籍貫。翻查《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籍貫”釋義便是:祖居地或個人出生地;但在百多年前,一個人的“地域屬性”,首為其籍貫,而籍貫指的正是“祖籍”。我的尷尬也正是緣于這種貌似錯綜復雜的“地域屬性”;我祖籍惠來,出生于甲子,廿歲前生活于甲子,后舉家遷往東海,戶籍也在東海,現(xiàn)居羊城。按入鄉(xiāng)隨俗的套路走,到了東海自是人模人樣地學幾句“東海話”,這樣似乎方能融入其中,當然過多的自是虛榮心作祟,老是瞎擔心被人排外;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也好,故意被同化也罷,人還是那個人,嗓子也是那幅嗓子,可話音走樣了,一旦遇見甲子故人,與其攀談起來,我那鸚鵡學舌的窘態(tài)不時流露,難堪之極。有些隔閡是無形的,卻往往是致命的,因為它若即若離,因為它似是而非。
在穗,遇見廣義上的潮汕人,盡管同講大同小異的潮汕話,但一旦對方問起何方人士時,我心里就免不了發(fā)憷,因為我總是不能準確地脫口而出。若是遵從我個人的心愿,我便說:甲子人;甲子不大,未必遐邇聞名,我就補上:陸豐甲子人;再聽得云山霧罩,我又追上:汕尾陸豐甲子人;再再“蒙查查”,我也無需費口水了。這種撲朔迷離般的尷尬,近來我尤感不適且心慌,皆因應酬所致,而此應酬多數(shù)是我有求于人;常言道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其實,求人短軟兼之。
后來因為《酉陽雜俎》,知道了段成式也有此別樣的“地域屬性”:他原籍山東臨淄,出生于湖北荊州,長大于四川成都。我不知唐人段成式有無我這般無謂的尷尬,但我依稀能揣測到他應有類似亞洲網壇第一人李娜的紛擾,要知道,時下可流行爭奪名人歸屬地的“嘴仗”、“筆伐”。自從知道了段成式,我心理上似乎覓得了“組織”;榜樣的力量無窮,組織的力量更了不得,故而現(xiàn)在我也坦然了,再不用背負這等莫須有的精神枷鎖。姓名是個代號,籍貫何嘗不是呢?再認祖歸宗,也脫離不了中國,更何況我這區(qū)區(qū)一“甲子獦獠”,再怎么蹦跶,還能跳出“省尾國角”嗎?
(鄭鐘海,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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