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中國人終有了諾貝爾獎。

媽的,六點半 tvb 播此新聞時又給流氓中斷了

唯一讀過莫言的小說就是《檀香刑》，拿諾貝爾真的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墻裂推薦各位網(wǎng)友閱讀。

好樣的，吹吧。。。

久不讀小說。不清楚。

大學時期 就曾經(jīng)看過莫言的作品 范圍很廣 底蘊很深 但個人覺得 如果路遙不是英年早逝 或許他更有機會——因為他是一位真正寫生活的作家，還有 當代作品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白鹿原》算是難得的作品，就單一作品而言，白鹿原的成就屬于最高的

     李敖：“它帶有偏見，并不公正”

    最近，莫言成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熱門的消息滿天飛。而2000年，李敖的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對于這個中國人最為看重的世界性文學獎項，李敖的評價是它“帶有偏見”。

　　談到自己曾獲諾貝爾獎提名，李敖表示：“那根本不算什么，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的文學教授和語言學教授都有提名資格，瑞典文學院每年都會收到數(shù)百個提名，但最終還是要看被提名的小說到底怎么樣。我認為我的《北京法源寺》是相當好的一部小說，中國人的精神和理想甚至是成功都在里面。它高潮里有高潮，一般人高潮完就完了，這是我的獨創(chuàng)，我坐牢構(gòu)思，二十多年才寫成，可北京法源寺我2005年才去過�！�

　　對于自己最終沒能得獎，李敖似乎至今仍相當介懷：“在歷史上，諾貝爾獎的頒發(fā)經(jīng)常不公正，托爾斯泰沒有當選是遺憾，毫無資格的賽珍珠當選是錯選。而且，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歷來不給中國人文學獎，不承認語言隔閡的原因，只認定我們沒有世界級的作品，這是有偏見的。文學獎強調(diào)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義成分，還有作者有沒有和權(quán)勢作斗爭，這兩點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說最好�！�

胡傳吉：中國作家還是暫時不得諾獎為好

    每一次諾獎來臨前，媒體總要忙亂一陣。這一陣“瘋”似的忙亂，更像是對中國作家的拷問。人們“瞻仰”諾獎的同時，狠狠地“圍觀”中國作家。這樣一來，諾獎自然成為雷區(qū)一個，大家對它避之不及。作家們死活不說、不知道、不愿猜，這些反應(yīng)，亦屬正常。

　　也許大家都在為魯迅所留的咒語而耿耿于懷。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魯迅給臺靜農(nóng)的回信中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jié)果將很壞”。魯迅的話雖刻薄，卻能按住中國作家的命門，讓他們作聲不得。

　　先說“不配”。隔一段時間人們就會把“作家”、“文學”拎出來“曬”一番，諾獎前夕更是在大曬特曬。這里，當然不是“曬命”的曬（炫耀），而是有幸災樂禍意味的“曬”與“晾”。中獎固然能滿足舉國之虛榮心。但如果不中獎，又恰恰應(yīng)了魯迅所說的“不配”二字。“不配”放到今天，無非有兩大理據(jù)。一個理據(jù)是，大部分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吃的是官家俸祿，這與獨立自由的文學精神實在是背道而馳。另一個理據(jù)是，吃官家俸祿也就罷了，交不出像樣的作品出來，那就得罪加一等。吃官家俸祿的作家們，飯會開得很勤、版稅要得很狠，交出來的作品，像樣的真不多。反倒是不吃官家俸祿的，如像王小波、薛憶溈等不在體制之內(nèi)的三五個作家，真能替語言增光、為文學樹表。媒體對作家們的苛刻“圍觀”，與其說是對“文學”的關(guān)切，倒不如說是對“所有”及“分配”的憤怒，只不過，這種情緒，須得以如此曲折、如此隱晦的“文學”方式表達出來，才能偷享那揶揄嘲弄之快。魯迅之所以放出“不配”的狠話，很大原因是對“時代”存有恨念。從物質(zhì)層面看，確實是夕不如今。但從精神層面看，自然是今不如夕。從作家本身來看，當代容不下一個“魯迅”�！皶r代”難言真的“進步”、“進化”、“解放”，“配”字又從何說起呢？

　　次論“虛榮心”。世事難料，話又不能說得太死，萬一中了呢。不出意料，舉國之歡騰在所難免。但這種歡騰，與孫揚得了世界冠軍而歡騰，沒什么兩樣。體育、文學，皆為舉國體制，也是當代最“古老”的紅色體制。別的部門都動了，唯獨這些“古老”的紅色體制安然無恙。用毛子的話來形容，文體就是當代的“文武雙全”。這“文武雙全”下的“虛榮心”所指向的，無非是以政治及種族狂熱為核心的民族自尊心。自尊心是創(chuàng)傷后的一種心理反應(yīng)，真正強大的國族，根本無須用舉國之體制去強化華而不實的虛榮。虛榮之心，也即自欺欺人之心。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各方的反應(yīng)必定脫不了魯迅的兩個預言：不配、虛榮心。不中，是因為“不配”。中了，定能滿足“虛榮心”。斥與頌，皆與文學關(guān)系不大。竊以為，還是暫時不中的好。否則，人們會對荒原及垃圾堆上方的海市蜃樓迷戀更深。我恐怕人們會迫不及待地宣稱民族“復興”已經(jīng)完成了百分之百。

　　關(guān)于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沒什么好說的。寫作就是寫作，它為虛無、存在、短暫、永恒而寫，它為喜劇、悲劇而寫，它并非為得獎而寫。中國是一個極度依賴修辭的國度（常得“含蓄”之美譽），其實，對“所有”及“分配”的怨念，大可以實話實話，無須拐彎抹角，畏首畏尾。作家們被媒體以文學修辭的方式“圍觀”，固然有其委屈之處。但過度依賴修辭，同樣也是中國作家們的通病。修辭可以制造美好，但同樣也可以制造曲意奉承、善弄權(quán)謀、自私怯懦、優(yōu)柔寡斷、陽奉陰違、殘忍無性等毛病。國民性，深藏于語言文學之中。本土作家難中諾獎，恐怕也與依賴修辭、難得勇敢的國民性有關(guān)。正視寫作的毛病及精神荒蕪的現(xiàn)實，心平氣和看諾獎，方為文學之福。

　　胡傳吉，評論家，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