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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說：“你父親和陳炯明一伙人還辦了學校，父親又教書，又當校長，忙個不停。還在家里辦婦女學習班（掃盲），鄰里婦女們都來參加。他思想開明鼓動男人剪辮子，女人放腳。我那時早上天蒙蒙亮就起來喂奶、洗刷、做早飯，忙亂中經(jīng)常把發(fā)簪倒戴。你爸可嚴啦，不許遲到，回來還要溫習，寫字……”我母親是農(nóng)村婦女，文盲，就在這時候?qū)W會了識字、寫字、寫信、看報、唱“歌冊”。那時，她在婦女中唱“歌冊”，（每句都是同等字數(shù)，隨意即興哼唱）如唱《梁山伯祝英臺》，《木蘭從軍》……，大家圍坐著聽得津津有味，有時聽著聽著引來歡笑，或感動得拭起眼淚來，這是當時海豐婦女們所喜愛的民間文藝。小時我聽過母親哼唱。

　　母親黃楚良，生于1886年。海豐縣圍雅村人，中農(nóng)，自小要到地里干活，上山摟草，拾柴火。所以十二歲才纏腳，活受罪疼得要命。她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母親說：“跟哥哥上山摟柴火，回家先是哥哥背，到山下就讓我背，他是讀書人不好意思被人看見他勞動”。母親心地善良，寬容而豁達，雖是個農(nóng)村婦女卻落落大方，聰明伶俐，她樂觀地精打細算操持家務，會簡單地修水龍頭、接電線、修椅子……。我們兒時，她還經(jīng)常教我們讀三字經(jīng)，要我們好好學習，不然長大了沒本領(lǐng)就當乞丐，講孔融讓梨，孟母三遷等溫，良，恭，謙，讓的故事。教育我們；“不要貪，寧可讓人家占便宜也不要占別人的便宜”。看來，是起點作用，至少我們大家都非常和諧友愛。

　　我們兄弟姐妹十人，除了四姐和七姐1930年之前先后因病逝世之外，都健康成長。分別為大哥馬思齊，二姐思錦，三哥思武，四姐思梅，五哥思聰，六姐思蓀，七姐思瑩，我第八，九弟思宏，十妹思蕓。海豐重男輕女的觀念很深，生下女的就用爐灰窒息至死，或是拋進河里溺死，或是給人做童養(yǎng)媳……。據(jù)說我的二姐和四姐剛生下一兩個月，祖母就把她們送給人家做童養(yǎng)媳，她們的遭遇是不幸的。幾年前，我去美國曾聽大姐講以往悲慘的遭遇：開始養(yǎng)父母對她還好，但她兩三歲時養(yǎng)父去世，養(yǎng)母把她送給了養(yǎng)父的嗜賭弟弟，小小的她便經(jīng)常挨他打罵……，有一次，還從馬桶里摳屎往她嘴里塞……。大哥非常喜歡這個妹妹，經(jīng)常鬧著要她回來，經(jīng)過許多的挫折才把大姐要回來，那時是七歲了。祖母因為大姐的時辰八字克父母，母親便送她去娘家，跟隨表弟讀書，到十多歲才領(lǐng)回來，隨大哥去上海上學，后來去美國結(jié)婚。大姐是天下最善良的人，她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是馬家最節(jié)約，最關(guān)心人，最無私的好人！她說她一生被人推來推去，最大遺憾就是沒有出去工作，只當家庭婦女。哎！可憐的大姐！1910年父親出來搞革命，此后來回于廣州、汕頭、香港間安家。我們，從六姐開始的女嬰就免遭拋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1918年），陳炯明為了建設(shè)廣東省，送大批青年到歐洲各國去留學；當時歐洲的生活費比國內(nèi)低廉，父親便趁此也送大哥和二哥去法國上學（大哥學農(nóng)業(yè)和經(jīng)濟，二哥學法律和政治），后來大哥因摔傷回香港治療，治愈后把思聰哥也帶去法國學小提琴。

　　父親為人忠厚、樸素、心地善良，輕信人以致一生背債。為了還債，為了生活而奔命一輩子，真是痛苦不堪，一生沒過過好日子！

　　事情是這樣：陳炯明任兩廣總督時期，父親是籌餉局局長、財政廳廳長。當時愛國華僑熱心支援陳炯明，其中有一個做生意的華僑但夢新，有一天來找我父親，說他辦百貨公司，在歐洲訂的大批貨物已到達，急需取出，要求父親借給三萬元。父親個人是沒錢的，他央求說十天必還，父親無奈，看他是愛國華僑，便挪用了公款借給他。不料十天后他的公司倒閉了，失信了。晴天霹靂！何處去找三萬大元還給公家？父親心急如焚，只好到處向親友借錢還公款，有的利息高達二分多，自此他和大哥二哥的肩膀便背上還這筆債款的重擔，一直到父親去世尚有五百元沒還清（據(jù)說還利息早已超過本錢）。我們便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成長的，因此，從我的六姐思蓀以下的弟弟妹妹都無法正常升學。思蓀讀高一輟學，弟弟未曾上過學，妹妹和我只上到小學畢業(yè)；便都在家學琴，學文化，學英文……。陸續(xù)由哥哥或父親的朋友們教，好在我們很努力，學習勤奮。

　　大約1926年——1929年我們住上海，父親經(jīng)常不在家，總在外面為生活、為還債務奔波。他是勞碌命，即使在家也伏案寫信什么的，沒閑的時候，顧不得我們。母親身體不好，我們幾個孩子（六姐、七姐、弟弟、妹妹和我）都很懂事，一起玩耍，也不鬧。我算是最淘氣的一個。

　　記得父親的世交莫紀彭教六姐古文，邱仰輝教書法，我和七姐不識字，也跟著起哄，背詩、背古文、寫字。有時和思宏躦在樓上的桌子底下，打開留聲機，找出唱片（都是二哥留下的），逐張一一聽著玩，有古典音樂，喜歡的就用筆打個記號，還有百代唱片公司的中國唱片，有許多京劇的唱片，我們最喜歡梅蘭芳和馬連良，便學著唱，唱得非常認真，尤其是思宏，大人們都驚訝極了，說他“應該學青衣去！”……。對面鄰居兩個單身漢常在窗外招手讓我們唱給他們聽，他們買點心、糖果，開車帶我們出去玩。這是孩兒時的歡樂時刻。

    那年，我大約七歲，上小學一年級，經(jīng)常放學回來和七姐、小朋友們在弄堂玩“過家家”自編自演；我們又跳又唱當時大家喜愛的《小麻雀》（黎明輝作），每次都有觀眾圍觀，無疑這使我們更來勁了。

大約是1928年大哥從法國回來不久，一天，住我們對面的英國婦女正在打掃廚房外面的陰溝，正好我弟弟經(jīng)過她家的門口，冷不防遭她用濕掃朝他背后揮拍，衣服臟了，哭著回來，大哥知道了，當即氣呼呼地跑去找他們算帳，敲了半天才開門，出來一個瘦長的老頭，大哥用法語同他對話……，后來便打了起來，圍觀者眾多，平時洋鬼子趾高氣揚耀武揚威，今天挨揍了，大家無不拍手稱快。大哥回來右手掌受傷，醫(yī)治了好久；那位英國佬則咳嗽了好長日子。母親還說：“他的肺可能被打出毛病了，聽他老咳嗽，真作孽”。后來他們灰溜溜地搬走了，這事件深深留在我小小的腦袋里，覺得痛快痛快！

　　大哥原是激烈而豪放的青年，他曾回憶舊事：“小時大約九歲，父親在香港、廣州搞革命，我和父親運炸彈、炸藥，從香港帶到廣州交給革命黨。奇怪！那時炸彈、炸藥藏在我身上，我一點也不害怕……。十七歲時我在上海震旦讀書，“五四運動”，那時我最小，排在最前面，抗著大旗，好不威風……�！�

　　二哥是穩(wěn)重而仔細，憨厚而可靠，母親說他三四歲時鬧著要吃橘子，給他一個銅板去買，過了一會，他手抓著銅板回來說“太貴了，不吃了”�！八�是管家的”，母親夸他。

　　兩個哥哥學成回國后，一直未曾用他們所學的專業(yè)為國家出力，他們的人品和本領(lǐng)都沒有得到發(fā)揮，我深感惋惜。文化大革命因為聰哥的出走，株連了大哥一家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二哥被斗致死。二嫂諸葛伊婉回法國吃救濟糧，不久去世了。這些痛心事就無容細說了。

　　二哥的一位同學張自勇，是我們孩兒時最喜歡的哥哥，經(jīng)常來關(guān)心我們，帶我們?nèi)ス珗@玩耍，尤其是講故事，那美麗的故事特別是《天方夜譚》一千零一夜，我們百聽不厭，反復央求他講，是他把我引進那異國他鄉(xiāng)，波斯，巴格達，我幻想那蔚藍色的天空，紅色的地毯隨意飛行，那蒙著面紗的美麗姑娘……我們天天盼他來，他了解我家的困難，經(jīng)常將堆在客廳的家具等百貨（但夢新把百貨公司倒閉后的貨物用來抵還借款），設(shè)法賣點錢給母親家用，他甚至不辭勞累把一箱一箱的昵帽子拉到上海大世界擺攤叫賣，怕熟人認出是他，便趕緊把頭上的帽子拉下來。這樣的朋友，真誠的友誼實在動人，它牢牢地印在我們的小小心靈中。后來他調(diào)動工作去了青島，不久，不幸病逝，我們失去一個好哥哥。發(fā)呆了一陣子。

　　這些年代，父親政治上的失落，受通緝，收拾殘局，背債，失業(yè)。那可能是最困窘的時光了，記得只用小半杯黑芝麻磨碎后攪在粥里，就打發(fā)一家人的一頓早飯，有時喝粥給每人十五粒咸黑豆。我們從沒有糖果，沒有玩具……。卻過得很快樂，從不要求什么，也不羨慕他人。

盡管日子如此困窘，一天晚上，父親在外灘遇到以前共事的一位部下，他向父親借兩元錢，可是父親沒有零錢，身上只有一張五元的紙幣，躊躇了一下，便全部給了他。自己沒錢只好從外灘徒步回家（現(xiàn)在在復興公園附近）。母親埋怨他，他說看樣子肯定人家比我還要困難。有時父親回家看到附近鄰居交不出房租被貼封條，問母親“來帖我們了嗎？”母親回答：“等你啊，早就封了！”母親就是這樣省吃儉用持家的。父親也十分節(jié)約，個人生活上要求不高，為了節(jié)約他只抽水煙袋。一次飯后，母親要用牙簽，父親連忙阻止：“就用我這支吧，”母親說“啊呀，這也要�。俊备赣H說“這一頭不就行了嗎？”母親聽從著拿過來用，大家哄堂大笑，這就是我們家省儉節(jié)約的典范。

　　迫于無奈，大哥二哥開始做抽紗生意，先是大哥回國組織貨源，曾遷家到汕頭，組織刺繡工人，不久搬去香港，暫住在世伯鐘秀南家，聰哥也從法國回來，父親以為他可以開音樂會賺點錢還債，卻未能如愿。約一年后陳銘樞（當廣東省長）送他一二萬元再去法國學作曲。

　　可能法國不景氣，生意做不下去。大約1930年，大哥和二哥做柴油生意賺了點錢，還了部分債款，我們也可以上學了，六姐去廣州培道女中，并帶我去佛山文昌沙鎮(zhèn)的一所英國基督教會私立華英小學寄讀（小學二年級）學費便宜些。這時我開始學鋼琴，記得學校的鋼琴放在大禮堂里，那暗暗的燈光，里面更是黑乎乎的，我害怕極了，但為了練琴倒也能挺住去練。第二年妹妹思蕓也隨我去住校，因為太小，讀了半個學期后，哥哥們不忍心小妹妹離家住校。我則繼續(xù)讀到小學畢業(yè)。

　　這期間，1931年東三省淪陷，記得我們二年級全班同學一聽到這消息，又恐懼又痛恨，大家紛紛悲憤地喊叫：“要當亡國奴了，要當亡國奴了……”哭啊，哭啊，好傷心。恨透了日本鬼子！

　　大約1932年暑假的一天，父親突然帶我們幾個小孩（還有二哥二嫂）去淺水灣游泳，看見有三個人坐在海灘擺著的桌子旁談話，其中有陳炯明和陳其尤（他帶了太太和兒子），還有一個日本人。父親帶頭下水，我們才知道原來他是會游泳，雙腳在水里踩著游，我好羨慕，佩服他�。�據(jù)說這是“狗式”游泳……。后來才聽母親說“日本人要大伯（陳炯明）出去做事，大伯要日本人歸還我們東三省和旅順大連……沒談成�！爆F(xiàn)在讀《陳炯明傳》才知道原來日本人真的要請陳炯明出去當傀儡政府，并且送他八萬元，都被他拒絕了，好樣的！我們的好大伯，他處處為國家著想，決不依賴列強出賣祖國，虧了老百姓，我很敬佩他。

這一年的秋天，父親母親和我們?nèi)ゴ蟛�家，大伯是住在跑馬地他堂弟陳炯光家的二層，一進去就是大房間，光線陰暗，靠門口（朝東）的左墻有一方形舊飯桌和椅子。正對門口（西面）是碧姐（大伯的大女兒碧瑤）和阿炎（小兒子定炎）的床和大柜。右面是大姆的床，床邊放著有蓋的黑色馬桶，原來大姆是青光眼，眼睛瞎了，她站起來摸著打招呼；再過去墻角落是伯婆（大伯的老母親），她癱瘓在床上……。進去就是很小的亭子間，是大伯的書房，一張單人床，一臺書桌，堆滿了書，這情景給我印象太深，太深了，當時我心理十分難過。所以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那天碧姐還擂咸茶招呼我們，我妹妹思蕓清楚地數(shù)了咸茶上只有七粒芝麻！大為失望。這就是曾為富民強國賣命的兩廣總督、粵軍總司令的生活狀況，他不求名不求利，這樣的人能說他是反革命嗎？

　　提起大伯，我心里就憤憤不平，也一直困惑著我——“好人沒好報”？！

　　母親曾為父親抱不平：“孫文就會車大炮，要緊北伐，急于當皇帝。他在上海每個月生活費要五百元或一千元，你父親是籌軍餉局局長，沒錢也要想方設(shè)法寄去給他，苦啰。自己家里吃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說，熟人都猜到：‘二嫂，這是黑豆豉生姜燜鰱魚骨’”（買不起魚才買鰱魚骨）�？窗�！干革命的兩種人。是的，陳炯明不是完人，但歷史總不能黑白不符呀！我已八十七高齡，也許看不到還其歷史真面目的這一天了，但總會有一天，待有適宜的條件，有認真而有良心的學者們會做出公正的結(jié)論的。我要在彼岸期待。

　　1933年我小學畢業(yè)后轉(zhuǎn)到真光女中，只讀一個學期便輟學在家。聰哥已第二次回國。不久帶思宏去南京隨他學琴；思宏聰明過人，不久已能在上海舉行小提琴獨奏了，（聰哥彈伴奏），非常成功。也有神童之稱。這時，家境又拮據(jù)了，1934年，舉家搬到上海尋找出路：當時思聰哥在南京中大音樂系教琴，他教我鋼琴，并要我學大提琴，說我們兄弟姐妹可以組織五重奏（可惜后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從此東南西北各奔前程。未能實現(xiàn)一齊合奏玩玩）。因為沒有大提琴，聰哥先教我小提琴，不久，借到了大提琴，因為買不起教科書，他為我編寫不少初學教程，（也在中大圖書館借樂隊大提琴分譜），可惜未曾保存下來。后來，他來不及寫了，便咬牙花了3元1角買了一本〈Dotzauer〉練習曲。半年后過新年，在聰哥的鼓動下，我們一起拉孟德爾遜鋼琴三重奏第二樂章，可難了我，但聰哥卻玩得很開心，這似乎是唯一的一次。他善于就地取材，去適應環(huán)境，一心搞音樂。白天我們練琴聲音喧鬧，他便早上四五點鐘起來寫作，白天練琴，看書……他勤奮好學。我們雖住在一起，但一般只在吃飯時見面，飯后說說笑笑，把英文字母翻成海豐話如：鞋（A），被（B），死（C），豬（D），伊（E），弗（F）知（G）……，或拿報紙來練字，不論什么字體……。有時他一面拉琴一面下來（他住亭子間）到母親房間逗逗母親，問母親好不好聽，要聽什么。母親就點他的搖籃曲、舒伯特《圣母頌》。有時他把坐在藤椅上的母親掂著逗趣。母親很開心。他富于感情而有愛心，單純而執(zhí)著，小時候逃學，他被母親用竹竿追著打，問他為什么逃學，他說：“老師不會笑……”母親苦笑不得，只好去找老師說情。哥哥們見到父親就嚴肅緊張，尤其是聰哥，一見到父親便拘謹，肅立無言，這就是慈母嚴父的對照。其實父親既民主又開懷，從不大聲嚴厲說話，只因生活壓力太重，疲于奔命，樂不起來罷了。

    多虧父親的深交陳伯莊為父親大哥二哥覓得工作，暫時擺脫經(jīng)濟困境，那時是我看到父親的心情比較開朗的時光，有時飯后給我們講《論語》，講歷史故事、歷史人物，如屈原，岳飛，文天祥，黔敖，藺相如……，他聲音高吭洪亮，并帶有表演的動作，那么豪邁而生動活潑，我們大家聽得無比入神，時而發(fā)出笑聲，父親真是個非常好的老師，可惜沒干這一行。他寫有“用行詩集”其中有描寫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景……我還看見過那時期發(fā)行的公債。

　　1936年父親被聘去當廣東鎢礦處處長，我和思蕓隨父母去廣州，上培正小學，姐姐已考取音專留在上海，思宏仍隨思聰哥去南京學小提琴。這時我們生活比較安穩(wěn)，經(jīng)朋友前后給我介紹老師（一位是法國銀行長，一位是化肥廠工程師），他們免費教我大提琴，我還每隔一星期去香港學鋼琴，當天回來，學習十分努力。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那時父親調(diào)去華南米業(yè)公司當經(jīng)理，不久廣州受日本空襲，為了安全起見，父親把母親和我們先安置去香港暫住，打算去海豐長住下來。哪知起程之前的夜晚12級颶風襲擊香港，把開往海豐的航船拋上岸，母親本來就不想走，她擔心延誤我們的學習，也不放心父親，便借故堅決不走，說這是不詳?shù)念A兆，“上蒼”不讓我們走的，這樣便留下來了。這時聰哥也回到廣州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戰(zhàn)歌曲創(chuàng)作，我和思宏也參加樂隊錄音。我一面繼續(xù)學鋼琴和大提琴，鋼琴老師是俄國（立陶宛）人Harry ore，大提琴老師是意大利人Pelligatti。我們合作得非常好，我進步很快，尤其鋼琴，1938年便考取英國香港廣播電臺演奏資格，每兩個月去演奏一次，每次約30分鐘，我把演出酬報作為學費。這位老師對我的幫助和影響很大，我交不起學費時，也免費教我，他樂觀，真摯，善良，在教學上他熱烈激發(fā)學生的進取心，這是很難做到也是十分重要的。俄國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作曲系，曾與普科夫斯基同學，由于他的教學有自己的見解和經(jīng)驗，使我在短短三年多進步很大。我們學習都靠自覺，這時，思蕓也開始學鋼琴（我教）。

　　不久日本鬼子轟炸廣州，父親回到香港，1938年秋有一姓劉的來找，多次會面商議要父親去上海，被父親的老朋友陳伯莊多次阻攔，他是一個對人十分傲氣，脾氣暴躁的人，我卻親眼看到他竟向我父親下跪求父親不可去上海。（他是國民黨政府人員，可能知道內(nèi)情），但父親經(jīng)不住那個姓劉的再三請求，以為十天八天就回來，便瞞了陳伯莊，走向不歸之路。記得父親去上海不久來信表示日內(nèi)即將回港，信中還寫道：“那兒是一幫狗咬狗……，蛇吞象……，打算去越南……�！辈涣辖又鴪笊系禽d說他被暗殺身亡。晴天霹靂！一個善良、正直、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老知識分子，就落個這樣的結(jié)局？！殘酷�。∥覀冎两襁�不明他的死因，只知道他住在上海交通旅館，上午在洗漱間被暗殺子彈擊入太陽穴。那時大哥和思蓀在上海辦了后事。我按前后的過程來推想是：那劉姓者是蔣介石派來的特務，要父親去與當時的汪精衛(wèi)政府作有關(guān)和和平談判，（因父親與他們熟悉）。談判未成便被殺人滅口，其實橫豎是必遭殺身之禍的。陳伯莊如此勸阻必知內(nèi)情，而父親卻被暗算了。這就是政治斗爭，他自己也曾說過：“搞政治必須心黑手辣，我不行……”最終是自己應驗了。奈何！，他一輩子受苦受累；正臨我們都已成長，即將能減輕他負擔的時候，他走了，無法補救，痛心�。�

    1938年底父親去世后，1939年我去上海，以同等學歷考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鋼琴和大提琴專業(yè)，因為都是演奏樂器，兩個系主任互爭錄取相持不下，學校便破例錄取了我，同意我同時學本科兩個演奏樂器。

　　不久，1940年舉家又遷上海。這時，大二哥只在幫一個商人做點生意，后來不得已去做股票以維持生活，沒錢就今天典當一只表，明天典當一支鋼筆，隱瞞母親說“今天忘了帶錢，先用著吧……”日子全由兩個好哥哥頂著，我們只管練琴，學習，有時去作電影或話劇樂隊配音賺點零用錢，或給媽媽。那時我們省吃儉用，自抄樂譜，平時用的是網(wǎng)球拍上用的羊腸線當大提琴的D和A弦用，只要雙弦的把位基本是準的就行了，別無他求，只求省錢。大哥二哥有時看到好水果，忍不住買一個大梨或兩個橙子回來逗我們開心。我們半夜配音回來餓了便在廚房蹲著削莩薺或白薯吃，同學來玩便煮大鍋白薯糖水或紅豆綠豆糖水……，說實在，那時這一切的一切都很開心，生活得很充實，可堪稱“貧而樂”也。

　　我和姐姐學習成績優(yōu)異，每年都獲得甲級獎學金（一年學費全免）。思蕓也開始正式學長笛和小提琴。思宏因付不起學費等原因，只能不定時找上海工部樂隊首席小提琴法阿先生學，法阿說：“聽他上課簡直是給我美好的欣賞”。1947年，他取得當時的公費赴美留學，他是非常卓越的小提琴家，1949年（？）他樹立第一個東方人獲得海菲茲獎的現(xiàn)例，（也是多年來未有人得此獎）。應是國家的榮譽，但那時是解放初期，可惜無人理睬，他堅持中國國籍一直到1963年，為了方便起見才加入美國籍。他是肯特大學終身教授，夫人董光光是藝術(shù)高超的鋼琴家，著名鋼琴大師施納貝爾的弟子。他們教課、演出，每年去歐洲各國演出活動，在紐約唐人街辦學校，還成立“青年藝術(shù)家西樂協(xié)會”（youg artist si-hong society）,培養(yǎng)音樂家的演奏經(jīng)驗……。今年已85高齡，最近我的女兒們正在為他們整理過去的錄音音響，希望多少留點資料，并爭取出版。思宏為人純樸謙虛，與世無爭，藝術(shù)修養(yǎng)很高，他是馬家的驕傲。

1941年得知國立音專即將由日本人轄下的汪精衛(wèi)政府接管，我和姐姐不愿拿這種文憑，也覺得該讓哥哥減輕負擔了，便于1942年提前本科畢業(yè)了（那時是學分制）。1943年我由趙梅伯之請去西安西北音樂學院任教，姐姐去重慶青木關(guān)音樂學院任教�？谷諔�(zhàn)爭結(jié)束隨學校南下，1948年我和丈夫汪坦去大連。1954年我和思蕓到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思蓀去上海音樂學院任教，我們兄弟姐妹都成長了，開始各奔前程……謝謝我們的父母親，哥哥姐姐們，在這么窘困的情況下養(yǎng)育我們，培養(yǎng)我們，太辛苦你們了！我還忘不了從我們兒時就有阿竹、雙喜，蓮花；后來（1940年）有阿瑤和阿蓉。（他們的父母是海豐鄉(xiāng)下的窮苦人家，了解馬家的人品，送來自己親生女兒，只求給他們吃口飽飯，有的放下孩子就跑了）。她們與我們同生活共甘苦，幫母親做家務勞動，照顧我們。沒有他們，我們能如此地投入學習嗎？真不可思議。每當我想到她們便感慨：是他們，無數(shù)的無名英雄在創(chuàng)造世界，促進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個人是微不足道的。（2007年9月9日寫于北京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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